桥和人心：“私自架桥”中的乡村政治困境

吉林某地村民私自搭建浮桥获刑的事，正在成为影响全国的大事。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涉案的黄某，兄弟五人，祖上都以摆渡为业。2014年，他们焊接了十三条铁皮船，搭建了一条浮桥。2018年，当地水利部门要求他们拆除，2019年2月，黄某被当地公安局刑事拘留——最终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的多达18人。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农民日报和央视网都质疑了当地，很可能村民最终会被改判无罪。

当地在回应媒体采访时的表态很有意思：建桥的事在研究中，很可能会立项。

他们巧妙地转移了话题，把一个政治迫害变成了交通民生问题，似乎重点是改善当地人的出行了。

其实，这个事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，重点根本不在于东北农村某地居民出行是否方便，而在于公权力对社会的打压。

为什么就连农民日报的编辑都感到痛心，因为这事真正突破了流行话语系统（体制内媒体对他的规训）的解释，触碰到人的底线：古今中外，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出行，修路建桥都是应该提倡的，为什么就成为犯罪行为了？

这个自费修桥的黄家是一个大家庭，现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成员，曾经是一个老师，因为此事被牵连也被开除，不得不去到县城某个单位当保洁。

这样的家庭，在乡村很有威望。他们过去是摆渡的，用自己家的船帮大家过河，也靠这个挣钱。家庭成员中，也有人好好读书去当老师——成为乡村知识分子。

用一个流行词来说，这就是“乡绅”：不但有威望，也要利用威望为乡村做事。修路建桥，就是最典型的公益事业。

对此我有深刻的体会。我老家村子因为地处豫皖交界，长期以来都在政府视野之外，不但是河南省最晚通电的（1997年通电），村子里的路也一直是泥泞不堪。

村民寄希望于政府能够看到这一点，当然没希望。他们曾经想让我帮忙呼吁，当然这也没有任何效果。乡亲们讨论了很多次，唯一的方案，就是集资，大家出钱自己修。

这个时候，最大的问题就是，谁来牵头组织，谁负责收钱和花钱？这注定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因为会有很多扯皮，得罪很多人。

很多年都无法达成一致，就是因为找不到这个“带头人”。因为我们这个村子1949后的改造很彻底，没有什么“乡绅”了。人们感叹没人带头，其实很少有人意识到，这个“带头”者不但吃力不讨好，还有可能有危险，就像吉林这一家人一样。

他们当然不是全村范围内的集资，而是一个大家族凑钱修桥。这是一个更小、也更紧凑的共同体。浮桥搭建好后，很多人从这里过河，他们想收回一些成本，于是“自愿缴纳过路费”，1元到10元不等。

我注意到媒体的报道，有一个人交了两万，当地政府要求他们退款，他们也退了。结果，这个“出资人”又把这两万元给修桥人了——这其实就能代表民意了。对当地村民来说，政府一直没有修桥，过去是靠这家人的船摆渡，现在过桥，给一点钱，也是很正常的。

人们可能会认为，这么得民心民意的事，应该会得到表彰而不是打压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对当地政府来说，这种“威望”或者“民心”，恰恰是要防范的。他们来罚过两次款（每次一万），最后要求拆除浮桥，在拆除之后还不罢休，把这家人抓进去。

对当地来说，河流和土地当然是国家的；修桥修路不仅是“国家”的义务，也是“权力”——不要说你修桥后还收费（尽管是自愿），你要修桥这一行为本身就够成了对水力部门的冒犯。这种修桥所形成的”团结“，更是冒犯中的冒犯。‍‍‍‍‍‍

看起来，这就是对“民意”的报复。

这反映出当下乡村社会的困境：在乡村，人们有没有可能连结起来，发展出一种“公共生活”？在大队支书和乡干部之外，允不允许“有威望”的人存在？